在你的凝视下，她美得像一个符号

2020年10月，《无声》，一部后来被许多人称为“台湾版《熔炉》”的电影横空出世，并一举拿下包括“最佳原著剧本以及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提名，领跑当年度的台湾金马奖。

全片改编自2009年台湾聋哑学校性侵事件，讲述了以小光为首的一群聋哑学院学生在学校内频繁制造性侵、猥亵事件，学校老师包括校长自上而下一条龙地进行层层包庇与纵容直到案发的故事。

然后就有了上面对于《无声》的评论。看得出有很多人对于这样一部“政治正确”的影片，显然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的。我也不例外。

文：张万年

责编：金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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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观看《无声》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就其里面那些不明就里的意象、各色人物形象及其行为动机做一个自己的诠释与分析。这部影片所隐含的深层含义，其实并不像它本身看起来的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首先是“何仙姑灵异事件”。根据美学专业研究生杨文洪所撰写的论文《何仙姑女性神仙符号的审美解读》，我们可以嗅出一些导演的自我表达，以及“何仙姑”这一意象在《无声》中起到的符指含义——

1.表达贝贝个人的情感诉求：希望作为一名女性融入群体，和男性和谐共处。

2.以“何仙姑”形象所传达的“劝善”、“向善”暗示观众牢记贝贝在全片中扮演的角色：一个彻底的善良天使，像“何仙姑”的身份一样，是神仙，神仙自然是不能有什么缺陷跟阴暗面的。她只在片中展现出唯一的一面，就是她善良、无邪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这个人物形象实在是太“完美”了。她只是一个洁白无暇的符号，仅此而已。

而作为导演的个人诉求——

1.加入“何仙姑”这一意象也包含着对于提升台湾女性社会地位的希冀。

2.“何仙姑的融入使得神仙之间的活动更加活泼，不再是以整个男仙为主体的单一的、缺乏阴阳和谐的、呆板的活动。”

其次，《无声》其实说到底依然是反传统的，它所努力做到的并非是针对一起社会事件进行纵向上的解剖与分析，而是选择在横向上对于形象各异的一个个受害者被卷入同一事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罗列与呈现：

作为对第三种反应的补充解释：纵观历史，在承受着来自社会源源不断的恶意，在绝望的一次次反抗与斗争之中败下阵来，这样的经历将使人陷入疯狂（走向极端）/成为犬儒（玩世不恭）/消极抵抗（自绝或自决）。上述人物形象其实均可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我该如何去解释小光、宝弟及主角令人费解的明明是受害者，却成为帮凶的行为呢？只能说：当理想主义的高塔崩塌于现实的滚滚洪流，犬儒的恶堕便是于洪水过后盛开在人性荒原上的恶之花。

不过如果你认为全片只是单纯地去控诉那些施暴者，那你也错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娈童目的明确的教导主任，对于他行为动机的刻画也仅限于此，其他信息一概不知，人物形象虚无缥缈，这些自然令你十分失望。不过我们可以单从小光入手，探讨其行为动机。

“正如Sussan Brownmiller的主张，诱奸/强暴的核心为宰制与控制，男人强暴并非因为他一时失控，相反地，强暴是一种有意的恐吓，目标在于控制，甚至报复。”

我们自然不知道教导主任施暴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而小光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他个人的遭遇，另一方面则是在构建自我。

简单来说，当“自我”崩塌之后，（源于从小接受的暗示与灌输最终被证实与社会现实截然不同/遭遇一些事件从而毁灭对于世界的一贯认知）对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落差，主体必须重组“自我认知”，然后强迫自己接受它。

一种方向是上文提到的犬儒，另一种则是爱上这暴力的现实（房思琪、贝贝、小光），它自然是对于业已破碎的认知的一种勉强的拼贴而已。如若无法接受，自然只有接受最后一条出路——死亡。（想想胡波和林奕含的自尽，想想小光的自残）

另一方面，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可怕的如同传染病一样的东西——“只是在玩”。这个借口显然掩饰了他们真正的想法，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作为暴行源头的翁老师对小光所实施的是“房思琪式的屠杀”，是对人心灵与生活的全面占领，同时也是对受害者思想上的强暴。如此，才能解释为何这个借口可以传染上大部分人，使他们的想法产生变化。

小光已经陷入到了失去自我认知的地步。然而，全片几乎没有一处站在翁老师角度进行的书写，就是影片的问题了。

因此《无声》真正的意图在于一边彻底黑暗化‘狼师’、另一边彻底无助化‘女学生’，但却又很不明智地想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样，加入自我的建构与摧毁，无意创新又想拿别人的思考成果来充数。

又或许，“贝贝”、“何仙姑”实际上仅仅只是父权社会中，男性凝视所普遍臆想出来，用来规范、固锁女性自我的一种形象罢了。

“Laura Mulvey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异己他者，女人经常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将男人对她的“男性凝视”(male gaze)，视为自我构建的场景，造就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困锁机制。”

所以，用“何仙姑”暗示“贝贝”的形象仅仅是第一层，更深一层乃是利用“贝贝”与“何仙姑”这同一主体的两个不同境遇与结局的形象来对台湾父权社会进行双倍力度的嘲讽。

在父权社会眼中，女性就应当是像何仙姑一样，是一种代表着至善至纯的形象，然后你再看看学习何仙姑的贝贝的下场。她的行为和想法是不是让人感觉到了不舒服？导演的目的达到了。

大胆地将神话人物形象套用到主角身上，并以一种“特洛伊木马”般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台湾当下社会“男性凝视”的一次成功反击。从这一点上来说，柯贞年令人敬佩。